上尚策鲁比尼：欧洲的真正生存威胁在于经济和科技的落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对长期被视为美国最可靠盟友的欧洲给出了一个错误评估。该战略警告说，不受约束的移民以及其他被其政府官员讥为“觉醒主义”的政策可能在数十年内致使欧洲“文明消亡”。

这种论断是对欧洲当前困境的根本性误读。欧盟确实面临生存威胁，但这与移民或文化政治几乎毫无关联。事实上美国的外国出生居民比例甚至还略高于欧洲。

欧洲真正的威胁在于其自身经济与科技的落后。2008~2023年间美国GDP增长了87%，而欧盟仅为13.5%。在同一时期欧盟的人均GDP从相对美国水平的76.5%跌至50%。即便密西西比这个美国最贫困州的人均收入也高于法国、意大利等欧洲主要经济体以及欧盟平均水平。

这种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无法用人口结构变化解释，而是反映了美国更强劲的生产力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创新和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如今全球50大科技企业中有大概半数来自美国，欧洲仅占四席。过去五十年间美国有241家企业从初创企业成长为市值超100亿美元的巨头，而欧洲同期仅有14家。

这些趋势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哪些国家将引领未来产业？欧洲又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当前技术领导权之争已覆盖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半导体设计与制造、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聚变能源、金融科技及国防科技等广泛领域。而欧洲则在此类竞赛中处于明显劣势。

这些未来产业当前是由美国还是中国主导还不好说，但多数观察家都认同这本质上是场双雄争霸，其中美国在若干关键领域仍占据优势。除此之外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印度和以色列等国。反观欧洲的创新活动，基本局限于英国、德国、法国和瑞士，其中两个国家甚至不是欧盟成员国。

因此，当美中两国主导全球技术排名时，欧洲却远离榜首，这种状况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而对未来的展望则更令人忧心忡忡，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下一波创新浪潮将比过去半个世纪的任何变革都更具颠覆性。

美欧之间的科技差距缘于多重因素：第一，美国拥有更深厚、更活跃的初创企业融资生态系统，而欧洲尚未建立一个真正的资本市场联盟，因此限制了新企业的成长规模与速度。

第二，欧洲受制于过度且碎片化的监管。美国初创企业仅需遵循单一监管框架即可推出产品并立即触达一个拥有逾3.3亿消费者的市场，而拥有约4.5亿人口的欧盟却仍被分割为27个国家监管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分析显示，欧盟的内部市场壁垒对商品和服务的实际阻碍分别相当于44%和110%的关税，远高于美国对多数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水平。

第三，两者对风险承担的文化态度存在显著差异。直到前几年某些欧盟国家（如意大利）的创业失败者还可能面临刑事处罚；而在美国，一位从未失败过的科技创始人反倒会被视为过于保守。

第四，美国受益于一个深度融合的学术-军事-工业复合体系，而欧洲国防投入的长期不足则削弱了其创新能力。美国、中国、以色列及近年崛起的乌克兰等技术强国均在国防领域投入巨资，而这类研究时常可以催生出可供民用的技术成果。

尽管如此，许多欧洲政治领导人依然将增加国防开支描述为一种在安全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取舍。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长期搭美国国防开支便车的做法，限制了本可通过提高生产力同时创造出更高水平安全和更丰厚社会福利的那类创新。而矛盾之处在于，要维持欧洲社会模式就得加大国防投入，首先要达到北约新设定的国防开支相当于GDP3.5%的目标。

如果欧洲放任其技术差距在未来数十年间继续扩大，那它就将面临长期停滞风险，相对美中两国的经济衰退态势也将持续。但谨慎乐观的理由依然存在：日益意识到欧洲这一生存性挑战的政策制定者已开始推进各类实质性改革方案。最显著的例证就是马里奥·德拉吉与恩里克·莱塔这两位意大利前总理于2024年发布的、分别聚焦于欧盟竞争力与单一市场建设的两份重要报告。

欧洲仍拥有诸多优势，其中包括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卓越的教育体系以及世界级研究机构。通过合理激励与监管改革，这些资源可以支撑更高水平的商业创新。而有了一个更好的创业环境，欧洲的高人均收入、庞大内需市场及较高储蓄率就将释放一场投资浪潮。

关键在于欧洲就算永远无法引领尖端技术，也能通过引进并改造美中创新成果来显著提升生产力。这些技术大多具备通用属性，无论采用者还是开创者皆能从中受益。

所有这些因素使欧洲来到了一个转折点上。正如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著名论断所说，破产总是“起初是逐渐的，后来是突然的”。迄今为止，欧洲的技术衰退还是渐进式的，但如果它未能直面自身结构性弱点，当前的缓慢侵蚀就可能演变为一场骤然且不可逆的经济地位跌落。

（作者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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